在河南辉县，有一所奇葩的乡村幼儿园。它只是一所乡镇中心幼儿园，却办出了大城市的水准，成为河南省示范幼儿园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把自己的“围墙”打开，建起了“社区大学”，连续10年来组织周边村庄的留守老人们学习、开展文化活动，成为乡村精神文化振兴的一面旗帜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它，就是河南省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（简称“川中幼儿园”，因其坐落于群山环抱的侯兆川中）和以它为主体建立的川中社区大学。

“川中教育实验”之所以吸引我们长途跋涉前来一睹芳容，是因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长期关注教育公平（以乡村教育、流动子女教育、反对超级中学为代表的极端应试体制为主要抓手）和教育创新（以Life创新峰会为主要载体）的基础上，也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平民教育、学校外教育、教育与社区的深度融合。实际上，日前在长沙举办的

第七届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

也凸显了整个教育公益界对这些方向的关注。‍‍‍‍

“川中教育实验”面对的社区土壤不可谓不贫瘠，如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，典型的“乡弱村空”。我们走访的两个村庄，留在村里的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，连中青年女性都极少。在社区大学开办之前，老人们在接送孩子和农活之余，不是无所事事地晒太阳，就是聚在一起打牌打麻将。乡土文化日微，曾经紧密的邻里乡亲、甚至宗族文化正变成城市般的孤岛。在教育方面，老人们仅能照顾孙辈们的基本生活，对现代教育理念缺乏感知，无力为孙辈提供足够的精神支持、与学校进行高质量的家校联动。‍‍

以11位幼儿教师为班底，川中社大主动打开校门、“推倒围墙”，把留守老人们组织起来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、娱乐、教育活动，形成了美工、音乐、戏曲、舞蹈、生活与健康、育儿知识、本土历史文化、生活叙事与表达等系列课程，每周二和周四下午上课。并在过去三年中，化疫情带来的困难为机遇，把社大从集中上课推向了深入多个村庄的“驻村学堂”。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川中社大的另一个尝试，是从留守中青年女性和积极学员中开始发展和培养本土讲师，崔海青、刘改香等已经成为社大聘任讲师，勾玉凤、赵海萍等成为本村学堂聘任讲师。虽然这样的尝试还开始不久，但已经收到初步的成效，反映出社大向更本土、更可持续方向上的积极探索。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川中社大非常重视对本土资源的挖掘。除了本土人才的培养，她们的课程内容非常接地气。例如，手工课的材料都是普通的生活剩余材料，如空饮料罐、玉米皮儿等。再如，她们特地聘请本地讲师开设了“侯兆川历史文化”课。

社区大学让老年村民们有了新的生活可能。笔者访谈的几位老人，由衷地为社区大学点赞，“现在每天都盼着来社区大学上课”，“村里整天打牌打麻将的人少了”，“带孩子能带得更好”。

当然，看过川中社大及其两个驻村学堂后，笔者也听到部分同行伙伴的“失望”——这个社区大学更像一个老年学校和老年社团，与想象中的“大学”很不一样。例如，似乎还没有开展读书和讨论，没有与村庄公共议事的结合，也还相对依赖于优秀教师的带动，没有看到想象中的“村民主体意识”……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然而，如果充分考虑到乡村社区“精神土壤”的贫瘠，考虑到留守村民的构成，考虑到中西部地区乡村本土资源的匮乏，我们必须承认，“川中教育实验”已经在短短的10年之中，走出了坚实的步伐。‍‍‍‍‍

如果说川中社大在上述方面，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，那么川中幼儿园这个乡村幼儿园不折不扣地令人大吃一惊。不管从硬件设施、教师团队、还是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等角度看，这都是一所堪比大城市一流水准的幼儿园，不愧是河南省示范幼儿园。‍‍‍‍

（幼儿园操场一角）

造访川中幼儿园的时候，正值放学，我们惊喜地看到川中的家长们可以进入学校和班级接孩子，老师、家长和学生互相自然地招呼、问候、交流。与其它学校放学时一干家长拥挤在校门口的画面相比，这种自然温馨的场面真是令人感动。

不仅如此，有时间有兴趣的家长还可以参加一节与孩子一起的选修课，共读绘本，共做手工……这样的共学、共创，非常有效地增进了爷爷奶奶与孩子们的彼此看见、精神交流，也改善了爷爷奶奶们对幼儿园的了解，实在值得大力推广。

（幼儿园办学理念，秉承陈鹤琴思想）

笔者走访过一百多所乡村幼儿园和小学，深感乡村教育的一大难点，是培养孩子们的自信，激发他们的能动性。在与川中幼儿园中班孩子们的即兴现场互动中，笔者看到了最自信明朗、思维活跃、表达鲜活的一群乡村幼儿。这是川中幼儿园的全人教育质量的生动缩影。

教育和社区发展的核心是“人”。川中幼儿园和川中社大的发展，得益于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的常年“贴身”指导，老园长张青娥的呕心沥血，接任园长郭文艳和骨干教师们的长年奉献和不断进取。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‍

（孙庆忠教授）

（左一，老园长张青娥）‍‍

（右一，现任园长和社大校长郭文艳）

从笔者接触到的几位骨干幼儿教师来看，“川中教育实验”的班子堪称惊艳，连刚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也展现出了勃勃生机。这样的“豪华阵容”固然为“川中模式”能否大范围推广打上了一个问号，但另一方面，也说明只要有足够的重视、投入、支持，有优秀的带头人和核心团队，在乡村开办出一流的学校、并以一所学校带动村庄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可行的。

（集体生日会，居中为川中骨干老师之一）

在“川中教育实验”这样的案例出现之前，这一命题（能否以一所学校带动村庄的精神文化生活？）或许还是个“科学问题”；川中及类似的教育创新案例的最大意义，不在于其独特的历史渊源，而在于它（们）把这一命题变成了一个“工程问题”。一个问题只要是工程问题，就已经是可解的，就只是如何提高效率、优化方法、复制推广的“有限课题”。

虽然，如此艰巨的“工程问题”，仍然任重而道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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